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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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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6 09:36


王绍鏊


一、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政党活动的回忆

辛亥那年,我正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又参加国会的选举,当选为众议院的议员。因此,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政党的活动情况,略有所知。但究竟事隔五十年,加以自己当年写下的两卷大事记,在一九四一年日寇攻陷香港时,和放在九龙寓所的其他书籍一起,都已化为灰烬。所以只能把目前所能够想得起的点滴回忆,写在下面。

中华民族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立

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除了革命派和君宪派外,还有相当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在留日学生中,属于中间状态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学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法政,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最初虽没有参加革命的组织,但以后看到清朝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其中大部分人逐渐倾向于革命,终于转到革命派这方面来了。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政权已呈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时,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我在上海见到了章炳麟。他一见我,就要我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

章炳麟原是光复会的首脑人物,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文学大师。孙中山先生、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曾吸收光复会参加,并推章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我陪同章到南京谒见孙先生,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章对孙先生说:“各省虽已先后独立,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联合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凯。”可见章发起成立联合会,原来的意图是拥护孙先生的。不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为了争权夺利,瞒着孙先生,暗中指使蒋介石刺死了光复会的军事领袖陶成章。这件事发生后,章对孙先生起了疑心,袁世凯挑拨离间的毒计也就有了施展的机会了。

这时,袁世凯的野心已经日益暴露,而各地的革命力量正是他篡夺革命果实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个形势,他一方面以北洋军进攻武汉,想迫使革命军接受议和条件,从而扼杀革命;一方面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革命派施展拉拢分化的伎俩,以扩大他的权势,削弱和瓦解革命的力量。在革命派力量,不仅各团体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就是在同一个组织内部也是互不团结的,而其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竟听之任之,没有想尽办法去求得革命力量的团结,这就给了袁世凯以可乘之隙。正因为如此,联合会和以后的统一党,都不可避地成为袁世凯猎取的目的物,并且确实被他所利用。这是我初出茅庐参与政治活动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一一年(辛亥)冬,总部设于上海。会长章炳麟,下设总务、文牍、交际、会计四个科。其人选是: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鹏,文牍科主任干事王伯群,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会计科主任干事张弧。一九一二年,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部的各科人事照旧。据我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张是熊希龄的人,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就是利用熊的关系介绍张混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方面募捐得来,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以后随章先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才知道我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袁世凯的另一亲信王赓(即王揖唐),经常与张弧秘密来往。合并为统一党后,袁世凯又利用赵凤昌(字竹君)去拉拢张謇。赵江苏常州人,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参事。张謇本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袁随庆军领吴长庆到朝鲜时,张是吴的幕僚,曾受吴之命教过袁的诗词和八股文。但袁做了北洋大臣之后,就改称张为“仁兄”,不以师礼相待。张因此对袁很不满。然而,张本身也有弱点。他打着“实业救国”的招牌,和历任两江总督拉得很紧,在江苏挪用公款办了许多企业。在武昌起义以前,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对他非常不满,大有威胁他缴还公款之势。他为此遑遑终日,寝食不安。到了清室即将全面崩溃的时候,张謇就乘机策动程德全宣布独立,此举既是为公,也是为私。以后在程德全任江苏民政长时,有人在民政公署内放火焚毁了有关公款出入的档案,挪用公款的事情竟以不了了之。袁世凯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究系何人放火,固然是一个疑案,但袁之所以始终不追究此事,正是拉拢张謇的一种手段。

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员,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江、浙两省的人,四川、云南、贵州几省的人也较多;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学生,更多的人则是仰慕章的名望而参加的。

统一党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先生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遂使孙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最后孙先生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想以此约束袁的政治野心。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成为孙、袁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制造种种借口,不肯离开北洋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妥协分子一样,唱着和袁世凯同样的调子。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裂,于是随声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统一党的这种妥协性不是偶然的。统一党的成员,包括我在内,大多是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念念不忘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成立国会,并订出一部“象样”的宪法来,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民主,国家可以富强了。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不仅认识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反而对他有种种幻想,只要袁略施花招或稍加压力,便妥协屈服了。

统一党改组为共和党时的内部分歧 

参加统一党的人,正如上面所说,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因此,统一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和章炳麟的学生四川人黄云鹏等志趣相近,意气相投,当时自称为“少壮派”。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我们和张弧、孟森等人很不相同。我们始终主张限制袁的权势,不让他的野心得逞;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加以社会经验不足,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以致几次斗争都遭到了失败。一九一二年上半年,当统一党将要和国民协进会、民社等政团合并组成共和党时,统一党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究竟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呢,还是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当时的情况是: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企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其后台是梁启超,梁是完全拥护袁世凯的,籍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事,其动机可想而知。统一共和党是宋教仁领导的,其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宋当时是袁政府的农林总长,因为要搞议会政治,也很想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有一个时期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反对改组为政党,所以他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合并起来。宋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谈过好几次。统一党在改组成立时,吸收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这也是统一党被袁世凯和宋教仁看中的一个原因。在统一党内部,章炳麟和我们这些“少壮派”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主张与比较进步的统一共和党合并,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张謇、熊希龄、张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们相反。在这一场斗争中,同我们“少壮派”站在一边的是少数,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弧等人的手里,章炳麟也无能为力,结果还是决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等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成立后,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章炳麟、张謇、梁启超等为理事,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党本部。以后,宋教仁的统一共和党并入了国民党。事后我这样设想:如果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组成政党,使为数众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跟着革命派走,中和左的两种力量汇合在一起,则以后情况的演变,可能有所不同,或者袁世凯还不敢那样过分为所欲为。当然,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天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