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中国民主促进会海南省委员会 > 民进学坛 > 大家视角 > 内容

张兴吉纪念抗战系列文章

字号:T|T
2015-10-29 00:00 来源:民进海南省委员会
【编者按】
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民进海南省委常委、海师支部主委、海师研究生处处长张兴吉先生,连续在《海南日报》副刊“海南周刊”上发表4篇文章,对抗战时期海南抗战做了全景式的描绘,以最质朴的文字介绍了海南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以及坚持抗战的英勇经历。
经民进省委组织处整理,我会网站一体刊登,以读者。
 
日军侵入海南岛始末
 
原载:2015-07-13《海南日报》副刊“海南周刊”
作者:张兴吉
 
    日本对海南岛的侵占,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日军首先是希望通过占领海南岛,从切断中国抗战的海上运输线入手,达到其扼杀中国抗战的目的;其次日军也企图通过掠夺海南岛的热带及矿产资源,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同时,日军也力求通过其对海南岛的经营,使其成为日军进一步“南进”的战略基地。基于上述的这些原因,日军对海南岛的侵占策划时间很长,侵入海南岛后,对其控制、“经营”也就煞费苦心,正因为如此,日军对海南岛的侵占,对当时的中国的抗战,乃至后来的国际形势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日军对占领海南岛的策划
    日本军队自1938年10月下旬占领了武汉、广州之后,由于其军事力量的不足和国际政治上的空前孤立,被迫开始转入对华的持久战争。日军占领广州以后,日军方面通过情报获知,中国政府仍然通过香港、九龙、澳门、汕头、广州湾的南海沿岸以及越南等地进口大量的抗战物资,为此日军的大本营,在1938年冬和1939年春先后对驻广州的日军第21军下达了设法切断我国沿海的近海交通要道的命令。根据这项指示,日军第21军开始确定在中国南部沿海作战活动的主要目标,即攻占海南岛、汕头、江门及九龙以北的深圳等地区,以强化对中国海疆的全面封锁。
    同时在日军侵占广州之后,日本军方认为:国际上援助蒋介石政权的运输通道已经转向了河内方向、缅甸方向,鉴于日军陆军还只是在广东中部,想要切断上述的两个交通通道,只能采用空军打击的办法,当时日军可以对中国华南地区进行空中打击的基地,只有台湾和三灶岛两个基地,这两个基地距离中国的广西、云南路途遥远,显然无法实现日军全面封锁中国华南地区交通的目标。因此日本军方设想,如能占领海南岛,并进而在海南岛建设航空基地,则航空作战可进一步延伸,甚至切断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联系。为此日本海军为了获得新的对上述两条交通要道发动进攻的航空基地,强烈希望占领海南岛,并开始着眼于策划对海南岛的占领。
    可以认为日军对海南岛的进攻以及占领的活动,实际上是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力图全面封锁中国大陆的对外交通,彻底切断中国所需抗战物资的运输通道行动的第一个步骤。同时随着日本势力在亚洲扩张的不断扩大,日本受到来自欧美各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处境日益困难,其物资的来源相应的也越来越困难,由于日本是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岛国,日本要想支持长期战争,就必须扩大其资源的范围,占领海南岛的目的,正是基于这个岛屿是属于亚热带地带而且矿产资源相当丰富的原因。
    由于海南岛的特殊地位,日本军方虽急于想占领这一地区,实际上在日军策划攻占广东时,当时的日本海军省已提出应同时攻占海南岛,不过,由于遭到了日本陆军的反对(因日本陆军在华南的兵力不足)而没有进行;但是在1938年9月10日在决定攻占广东的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日本海军方面指出:日本海军“正在考虑将来何时攻占海南岛”;由于日本政府担心对海南岛的进攻,会触及到英国、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殖民地的利益,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对外政策,因此日军大本营在进攻海南岛方面的工作上还是十分慎重。在1939年1月13日13时,日本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海南岛。但是一直到1月19日才向驻广州的日军第21军下达了和海军协同攻占海南岛的命令。
 
    日军军事行动的准备
    实际上在此之前,日本军队在强化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封锁的同时就已经着眼于海南岛的占领,在1937年的10月20日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第四舰队编成“中国方面舰队”,1938年8月新成立的日军第五舰队也编入了“中国方面舰队”,实施对我国南海沿岸的封锁。日本海军第五舰队1938年9月7日占领了北部湾的涠洲岛(广西北海以南28约海里),在此之前,在1938年6月24日日本海军18艘军舰曾抵达海南岛的海口,企图登陆。法国军舰10艘前往监视。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如果日本违反日法1907年条约中关于海南岛的规定,法国将进行干涉。在1939年1月15日日军为准备攻占海南岛,在涠洲岛修建航空基地,2月1日完成。1938年11月19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将日军华中方面军的饭田支队编入第21军,该支队于12月7日抵达广州,1939年1月25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将该支队改编成台湾混成旅团(这支部队最早在台湾编成,并长期驻扎在台湾,所以以此定名,但其军人都是日本人,而不是我国的台湾人),30日命令将该旅团编入21军战斗序列,准备把这支部队投入海南岛方面的进攻。
    日本军队把海南岛进攻作战,陆军方面称之为“登号作战”,海军方面称之为“Y作战”。陆海军协同对海口方向的进攻作战称之为“甲作战”,海军单独对三亚、榆林的进攻作战称之为“乙作战”。日军进攻计划如下:(一)陆军的台湾混成旅团,由珠江口的虎门出海,经万山群岛向西至海南岛北部澄迈湾附近登陆,然后向东迂回攻占海口、琼山以及文昌、定安和清澜港。(二)海军的攻击部队,由雷州半岛南部的竹山海岸附近经海南岛以西的海域至该岛南部的榆林、三亚附近登陆,攻占榆林、三亚、崖县。(三)预定作战开始时间:台湾混成旅团于2月10日拂晓前在澄迈湾登陆;海军的攻击部队于2月14日拂晓在三亚登陆。日本军队攻占海南岛的作战部队的编制如下:指挥官: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陆军);第五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海军)。日军的兵力编制:在陆军方面,由台湾混成旅团组成;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饭田祥二郎少将,下辖台湾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石本真贞大佐);台湾步兵第二联队(联队长平田正判大佐);台湾山炮兵联队(联队长中岛要吉中佐)。海军方面:中国方面舰队第五舰队:实际上还为第五舰队增加了航空部队、驱逐舰编成了对海南岛作战的护卫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中将(第五舰队司令长官),下辖:海南岛“甲作战”(海口方面)护卫舰队:下辖主要部队:妙高号(旗舰,重巡洋舰,排水量13000吨)。护卫队:司令官河濑四郎少将(第5水雷战队司令官)。下面管辖:直接护卫队:(长良号、名取号2艘轻巡洋舰,第23驱逐舰队,第45驱逐舰队);先遣部队:第28驱逐舰队、第12扫雷艇队。在“甲作战”中,日本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台湾混成旅团(步兵六个步兵大队为基干)进行登陆的护卫工作。另外还有海军基地部队(即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太田泰治少将);航空兵方面:第一航空部队:第三联合航空队、神川丸、第二防备队、附属舰艇,第二航空部队:第一航空战队(司令部、赤城、疾风;千代田),主要负责空中轰炸和侦察活动。附属部队:香久丸、广东派遣飞行艇队、甲谷陀丸。
    在进攻海南岛南部的“乙作战”中,主队、护卫舰队和“甲作战”相同。但陆战部队方面有所变化,完全由日本海军的人员组成。陆战部队(指挥官,第四根据地队司令官太田泰治少将):舰船联合陆战队(第9陆战队、第1航空战队、第5水雷战队、第45驱逐队);葛城丸(来自上海的横须贺镇守府第四特别陆战队,司令加藤英吉中佐、约860名)、衣笠丸(吴港镇守府第六特别陆战队,司令大田实大佐、约730名)、广德丸(佐世保镇守府第八特别陆战队,司令井上左马二中佐、约860名)、万光丸(第四根据地队司令部、五防及其它)、神详丸(五防航空根据地队部队)、香久丸(第一航空战队陆战队);北方部队(指挥官,第三联合航空队司令官):第一航空部队,与“甲作战”相同;北部根据地队(第五防备队、十二扫、附属舰船);第二航空部队,与“甲作战”相同。
    在日本军队进攻海南岛之前,日本军方通过各方面的调查,主要通过来自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的报告,收集到了中国军队在海南岛驻防情况:当时驻扎在海南岛的中国军队的正规军,约一个半师约15000人,已经撤退到大陆。1938年11月23日、24日,第62军长兼第9区行政督察专员张达,命令所属陈章的152师及其它全部正规军利用黑夜分乘10余只帆船离开海南岛,逐次进驻广东的西江地区。而当时岛上的守备部队和兵力,仅有海南岛守备司令兼第5旅长王毅的两个团,保安第1团长文华胄指挥有三个营,约900人,保安第2团长龙驹指挥有约700人,共产党领导的自卫独立大队冯白驹以下约300人,新编守备部队七个大队,约有1750人(由壮丁编成,一个大队约250人),另外有海口的秀英炮台守备部队约250人,总计约有3900人。据有关材料记载:日军的每个标准旅团大约有7800人(主要下辖2个步兵联队;共6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联队)。上面的数字就能发现,进攻海南岛的日本军队不仅在质量上高于中国军队在海南岛守备部队,而仅仅在数量上就远远超过他们。
 
    日军在海南岛的登陆
    海南岛的北部海面冬季里经常有雾,日本军队为了展开军事行动,事前对其水域的情况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特别是水深状况,在作战一个月前,即已开始现地侦察和在琼州海峡隐密测量设标。2月1日在涠洲岛的日军航空兵临时降落场设置完成后,2月3日日军的护卫舰队集结于万山泊地(香港西南约12海里),同日其先遣部队进入琼州海峡。7日台湾混成旅团所乘的运输船队,从虎门泊地向万山泊地移动,8日18时船队及护卫舰队从万山泊地出发。2月9日23时停泊澄迈湾。周密的安排之后,日本海陆军开始了对海南岛的进攻,据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在1939年2月10日下午召开的日本众议院预算总会上的报告,他说:“报告战况,我陆海军精锐部队协同,于十日午前二时五十分(东京时间)在海南岛北部的一角敢行敌前登陆,取得了完全成功,此次作战完全是乘敌之虚,仅受到敌人若干机枪的射击,我方丝毫无损,登陆部队正在奋勇前进”。
    日本军队实际上在1939年2月9日夜间集结于澄迈湾一带,陆军分成左右两翼,正面间隔一千五百米,左翼部队在凌晨3时50分开始在天尾港一带登陆,右翼部队在4时5分开始登陆;海军方面,日军在其航空兵的掩护下,开始扫清通行往海口的水道;其板垣部队(第五防备队,海军大佐板垣盛所指挥,此板垣为当时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之弟)在正午12时在琼海关前登陆。日军航空兵及海上的舰队在上午11时45分对海口西部的秀英炮台进行了压制性炮击,虽遭到中方炮台的还击,但没有给日军造成损失。日军分左、右两翼展开攻势,其右翼的台湾步兵笫一联队采用迂回战术凌晨4时40分从澄达湾的登陆地点出发,在午前11时45分攻占海南岛的首府琼山(府城),左翼的台湾步兵第二联队同日12时40分攻占第一大城市海口,下午5时两部分部队在海口会合。
    由于日本军队在“甲作战”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其战略目标,因此,针对海南岛南部的“乙作战”提前两天进行,也就是在1939年2月12日开始了“乙作战”。“乙作战”的作战部队在2月13日1时从琼州海峡北部的深尾湾出发,在14日凌晨进入三亚湾,然后在6时45分开始了登陆。因为没有遭到特别激烈的防抗,日本军队大田部队在7时45分击退少数保安队的阻击后,占领了三亚街,井上部队9时50分占领三亚港市,右翼的太田部队在午后2时30分占领榆林,日军左翼中濑、加藤、大岛、外山等部队向西进攻,在14日深夜12时攻占崖州。
    为配合日本军队在海口一带的登陆活动,从2月10日开始日军就对海南岛北部的若干城市如文昌、清澜、金江、塔市等地进行轰炸。为确保日本军队对海口地区的占领,日本军队攻占海口、琼山的部队,在2月19日向定安县发动进攻,22日日军野野木部队攻占了文昌的县城文城镇,同部23日进入清澜港,3月30日占领定安以南的雷鸣,31日占领了龙塘,4月12日占领甲子,4月15日攻占加积,4月16日占领新英港,4月18日占领儋县县城新州镇。日本军队攻占海南岛的首轮作战到此结束。
    日本军队完成了攻占海南岛的作战之后,开始不断巩固和发展扩大其占领地区,在1939年4月1日,日军驻扎三亚地区的海军部队吴港镇守府第六特别陆战队改为第六防备队,4月3日日军从三亚向陵水县城发动进攻,4月21日占领了陵水全境。7月3日日军在黄流附近的海岸再次登陆,占领了佛罗、莺歌海、岭头。1940年初,日本军队攻占乐安城(当时的乐东县城),稍后又占领了大安、志仲、三平、万冲等地。1939年7月日军向昌感县发动进攻,7月8日占领八所、墩头,15日占领北黎。在1939年7月下旬日军第21军编组了海南岛派遣部队(由日军第一独立步兵队组成,部队长马渊久之助大佐,以步兵四个大队、山炮一个大队为基干)接替台湾混成旅团的警备工作,台湾混成旅团被调回广州,担任佛山附近的警备。
    台湾混成旅团撤离后,日军陆军在海南岛的总兵力虽有所减弱,但是日军在整个海南岛的进攻并没有因此减弱。1939年9月25日,日军千余人在临高县的新盈港登陆,先后攻占新盈、波莲、临城。1940年3月15日,日军占领石碌。1940年3月15日日军分成两个方向,从陵水和藤桥方向对保亭进攻,在7月16日占领了保亭县城。至此日军己侵占了海南岛的大部分领土,包括全部沿海地带和一部分内陆。
    此后,海南岛派遣部队也调离海南岛,日本海军的势力实际控制了海南岛,共有五只海军陆战队长期驻扎在海南,直至日本投降前,日本海军在海南岛的一线作战兵力一直保持在一万人以上,加上日军机构以及辅助兵力,其总兵力一直在二万人以上。
 
 
抗战时期日本对海南的经济掠夺
 
原载:2015-07-27《海南日报》副刊“海南周刊”
作者:张兴吉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日本方面对海南岛进行过多方面的资源调查,这些成果在1939年后很快就成了日本进行海南岛资源掠夺的基础资料,也是日本海南岛资源“开发”得以迅速开展的前提。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之后,在实现其领土占领以及军事的战略意义之外,海南岛的资源很快就成为日本占领当局的核心内容。
 
    对海南矿产资源的掠夺
    海南矿产很早就被正式列入了日本战略物资开发的范围,是日本“海南岛开发”重点,这一点在日本占领海南岛的七年间从未动摇过。为实现其矿产品掠夺的目标,日本人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以石碌铁矿的“开发”为例,围绕着其“开发”,从矿山的开采,引起了一系列的所谓“建设”,如铁路的建设、八所港的营建、火力发电、水利发电以及相匹配的其他设施。
    日本对于海南岛的矿产,特别是铁矿的需求。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其岛国物资缺乏的弱点也就日益暴露。据日文资料:1938年日本从菲律宾、英属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280万吨;1940年度日本进口矿石约470万吨,其中相当于43%的240万吨是来自英属马来西亚,1941年则锐减到1940年的一半,1942年仅为8万吨。日本国内所需铁矿石的大半必须依靠中国华北产的铁矿石。紧迫的铁矿石需求,使日本人加快了石碌铁矿的建设计划。
    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后不久,即开始了对石碌地区的矿物调查,1940年8月对石碌铁矿进行了第二次的调查之后,日本人即着手对石碌铁矿进行全面“开发”的准备。日本调查队在对石碌铁矿的第二次调查完成后,为准备正式的调查,在当地还保留了一支“开发队”(包括技术人员及雇佣的当地人共107人),和日军海军的分驻队在昌化江的宝桥设立基地,以石碌山麓的玉叠为基地,着手卡车道路的建设。此后,不断增加人员,并驱使当地人兴建道路。到12月中旬,完成了6公里的从宝桥到玉叠的汽车公路。日本人再以玉叠为基地,为对石碌山南侧的全面探察,加紧砍伐原始森林、开辟道路。
    约1940年12月下旬,日本人再次确认了石碌山北部大矿床的存在。从1940年末到1941年1月,日本人暂时停止了对石碌山南部矿床的地表勘探,转而集中力量展开对北部矿床蕴藏量的调查,之后在向日本的电报中指出:储量“大概会超过一亿吨”。在1941年2—3月日本的石井调查团完成了对石碌山的再次调查后,日本人转入了对石碌铁矿的正式调查。伴随着正式调查的展开,重点是对北部矿床埋藏地带约400公顷的亚热带密林的砍伐及与之并行的测量、地表探察。5月在玉叠的人员扩大到40人(5月末包括当地日军,人数则超过60人),同月沿着预定铁路线,从宝桥经水尾村至北部矿山山麓的道路开通,至此从北黎到矿山缩短到约50公里。9月从台湾运来的第一批煤炭、水泥、木材等物资的昭华丸到达八所。至9月,日本人又决定把前沿基地从玉叠向北移动,10月以预定车站为中心,建设矿石的装载设备、采矿机械相关设备、暂时自用发电设备、仓库以及事务所、宿舍、食堂、医院等,到1942年1月底,日本人完成了基地的转移;同时海南海军特务部也在北黎设立支部,以掌管石碌有关的事务。是时日本人在石碌矿业所的人数已达130人。至此日本人完成了采矿前的准备。日本人在石碌铁矿之外,还在三亚附近的田独开采铁矿、在今天的屯昌县羊角岭开采水晶矿。
    然而仅就经济的效费比而言,日本人的矿产经营是完全失败的。石碌铁矿方面,日本人投入很大,当时投入2亿日元的投资,虽然当时测算石碌铁矿有2亿吨的储量,但是实际铁矿石开采量仅有不足70万吨,运到日本铁矿石仅有41万吨。失败的原因固然有日本人对整体战局判断失误的因素,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总是并不如意。
 
    对海南热带农业的资源掠夺
    日本的海南岛资源“开发”的重点还体现在热带农业资源方面。《南洋地理大系·海南岛》中说:“橡胶树是日本必需的树种,据说(在海南岛)有生产日本总需求之半额的计划”。《台湾时报》昭和16年(1941)10月号在“海南岛与大学生”的专栏中刊登山田俊雄的文章说:“橡胶是将来有前途的树木之一。由于它对目前的日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制订了从本岛生产日本总需要的一半的计划”。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日本当时所面临的紧迫的经济与资源形势所导致的经济决策。
    日本人在战后总结这一时期在海南岛的“开发”经验时说:“1939年于日本而言,最感不足的物资是作为纤维原料的棉花、黄麻、马尼拉麻;作为植物油脂的椰子干果、蓖麻油;汽车、及航空工业用之橡胶等。此类物资日本向来是从北美、印度、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半岛进口,但随着中国事变的进行,(日本)在国际上信用低落,加之缺乏作为进口资金的美元,逐渐导致进口的减少。对日本而言,首先是通过强化日、满、华经济圈区域内的生产,以此进行弥补;但是在这些物资中,还含有只有热带地区才能生产的物资,因自然条件的差异,于经济圈的生产可以断言,其中大部分是(生产)极为困难的。由此在距日本要求的自然条件稍稍近似的海南岛从事这些物资的生产,或者即使有些勉强,而却不得不坚持计划的实施”。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对海南岛资源的希望,也可以发现其中日本人已流露出当时实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心情。
    资源掠夺的最大方面还是以战养战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海南岛的“农业开发”政策中,有两大方向,其一是日本海军力求“开发”海南特有的热带农产品,其二就是“以战养战”的农业生产;海南特有的热带农产品的“开发”是有一定的阶段性,对海南岛热带作物的期望,随着日军迅速地占领东南亚地区而逐步减弱,“以战养战”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及蔬菜生产服务于占领军的一般项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不断的强化。
    在热带农业资源方面。1939年4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之后仅两个月,日本进入海南岛的企业在日本军方的指导下,组成了海南岛农林委员会,据日文资料记载:参加海南岛农林委员会的日本企业有二十八家,包括:“伊藤产业、日本油脂、日窒、日东拓殖、武田长兵卫、大日本制糖、台湾拓殖、南洋起业、海南产业、海南物产、南洋橡胶、南国物产、南洋兴发、梅村、小川、野村合名、古川拓殖、普林斯敦轮胎、三共、明治制糖、盐野义、盐水港制糖、森永、东台湾咖啡、苏门达腊拓殖、铃木”。组成该委员会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之间不必要的竞争和重复建设,领衔海南岛农林委员会者是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为了宣传海南岛的“农业开发”,该委员会还在1941年发行了自己的日文版刊物《海南岛》,刊登在海南各日本企业的广告以及“开发”的新闻,介绍关于海南岛农业的研究报告。
    台湾拓殖1936年12月由日本民间及日本官方出资3000万日元设立,总部设在台北,“其设立的目的是开拓台湾之未垦地,经营各种栽培事业与移民事业,并协助日人在中国华南、南洋之拓殖企业,尤以提供拓殖资金为主。台拓在成立之初,以开发台湾自然资源为主。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台拓更进而追随日军侵略扩张之步伐,陆续向华南、南洋发展”。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之后,台湾拓殖也闻风而动,进入海南岛,成为日本“国策会社”在海南岛的主力,其会社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到1941年其资本已扩大到7000万日元。上述的日本农业企业几乎将战前海南岛已经形成的全部热带农业的农场据为己有,开始所谓的“农业开发”。
    如日本人把台湾看作是其南进的前沿的话,那么日本人把海南岛视做其南进的前哨基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把海南岛作为其出发基地。如昆仑关战役之前,日军五万人集结于三亚(1939年11月);又如1940年9月,日军强行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前,在海口、三亚集结日军数万人;1940年底,日军第48师团进驻海南岛北部;1941年底,日军25军集结于三亚,准备“南方作战”。大量军队的集结,自然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特别是粮食供应。而在海南岛日军还有相当数量的驻军,一般维持在两万人左右,另外,日本侨民也大量进入海南岛,在1941年8月在海南岛的日本侨民人数已达6714人,当时估计在1941年内将超过万人。《台北帝国大学第一回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中把日本官方的观点表述更加明确:“海南岛作为南进的一大基地,派遣驻屯军及居留侨民也许会连续地增加。为了确保驻军及侨民所需粮食,增产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是绝对必要的。其次,台湾的蔗糖、北海道、满洲等地的甜菜糖,以其砂糖之总产,尚且不能满足(日本的)需求,从现状出发,应加强甘蔗的栽培。其他如陆续列入热带纤维、热带药用作物进入(海南岛)会社的栽培计划之各项,想来无论如何,这都是应加努力之热带生产资源。”
    庞大的人口流动,也要求必要的粮食供应。而我们知道,恰在此时,日本国内的粮荒日趋严重。在1939年4月12日,日本政府公布米谷配给统制法,以强化对粮食的管理与控制。日方资料指出:“从昭和14年(1939年)秋到冬天,日本为突然表面化的国力困乏所苦恼,寄托以极大希望的、已经正式实施的生产力扩充计划,实际上只完成了80%,面临着电力不足、严重的稻米不足。”为解决粮食的短缺问题,日本想从当时为其殖民地的朝鲜调入1000万石(此处石为日本石,一石约合234.65公斤;总计约合234.65万吨)大米,但也没有成功。由此“日本进入了粮食不足的时代”。日本的粮荒,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不断的对外侵略扩张所造成的,为扩军备战,不断扩大军工的生产,造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农业生产大受影响,农业减产在所难免。而1939年席卷日本西部的干旱,只是使之表面化的直接原因。日本前外相樱内幸雄在1940年10月日本外交协会上,解释不能从朝鲜调入大米的原因时说:“这是由于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在朝鲜的矿产开发事业的急剧膨胀,由此原来以杂粮为食而生产大米的农民改变了职业,此后他们成为经常食用大米的人之缘故”。另外,“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虽然侵占了中国大片的领土,但主要是城市,城市的粮食必然要依赖周边的农村,而中国广大农村却不在日军手中。在华北、华中各地,如北京、武汉等大城市,日军占领时期的城市消费的粮食必须从外部调入。日方资料举例说:日军占领下的华北各城市居民作为主食的小麦粉,每年都从美英两国进口,从昭和14年—16年(1939—1941年),分别为26万吨,16万吨,23万吨;分别占华北总输入量之27.4%,28.0%,37.3%。由此可知日本想从其占领区取得其对外扩张军队所用的粮食也极为困难。日本资料言及此时也承认:“从占领地区与粮食关系而言……,日满华经济圈已包含着如此致命的脆弱性。”
    以此,为了扩大日军在海南岛占领区的粮食生产,以保证驻海南岛日军以及产业开发人员(包括矿山、热带农业等方面)的粮食供应,当时在海南的日本农业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粮食的生产。在日本农业会社所控制的土地中,经营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日文资料中所谓“直营栽培”和“奖励栽培”,在稻米生产中则称为“直营水田”(也叫做“直营农场的水田”和“奖励水田”。虽然我们一时找不到日文资料中关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的明确的概念解释,但可从相关例证对其进行一般的理解。“直营水田”是指由日本人直接组织人力,直接管理其生产的水田;“奖励水田”是指日本农业会社对当地农民生产进行监督的水田,当然在这其中,当地农民必须按日本人要求的作物品种及面积进行生产,其收获物也必须交给日本人(日文资料中称之为“买取”)。
    日本人当然希望“直营水田”越多越好,以便于其控制生产。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无限制地扩大其军队,日本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极为严重。由于人力的不足,在海南的日本农业会社所控制的土地中,“直营水田”的面积一般不大。据统计,日本各农业会社的一般稻米种植面积一个栽种季节中已达8670町步(1町步约合15亩),如果再加上“蓬莱应急米”的种植面积约2000町步,总数当在10000町步以上,这只是可统计的数字,实际的数字可能要更大一些。据日文资料:当时海南岛全岛水田总面积不超过8万町步。仅此而言,日人所掌握的水田面积已超过全岛水田总面积的12%,由此可见,日人在当时的海南岛稻米生产中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海南岛向来是一个稻米不能自给的地区而言,如此大比例种植面积水田的收获物,仅提供给日军及日本侨民食用,势必会加剧海南岛历来的粮食不足的危机。
    在日军侵占海南期间,除了上述的矿业、农业外,日本企业还在林业、水产等方面专营的企业,从事掠夺式的“开发”,其目的也是为了直接地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在此时期,海南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工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贸易的活动,都在日本占领军的控制之下,海南岛经济实际上已经被日本纳入了其战时统制经济的框架之中,从而彻底中断了自清末以来,海南岛经济自主发展的进程,这对于海南的历史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
 
 
海南文化抗战:硝烟中的呐喊
 
原载:2015-08-10《海南日报》副刊“海南周刊”
作者:张兴吉
 
编者按
    民族觉醒往往从文化觉醒开始,而民族团结更离不开文化的凝聚。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文化的脉搏总是连着国家民族的心跳。70年前的那场战争,使中华民族进入了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抗战期间,海南岛内的文化界人士通过办学、文字、戏曲等多种形式,以黄钟大吕般的怒吼与呐喊从灵魂深处唤醒了民族自觉,重振了民族精神,激励着无数优秀的海南儿女义无反顾地走向反抗侵略的战场。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今天,海南周刊努力搜集、整理了一些海南文化界在抗战中的片段,再次回顾那带着血性之光的文化抗战,那一声声怒吼与呐喊仿佛又在我们耳畔回响。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是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体现,当时就提出了全民抗战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实施,就是一场行动,就是要进行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抗战,以动员更多的民众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中,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的一大任务。对于海南的抗战也是如此,岛内的文化人士,无论党派、政见,鉴于国家、民族的危亡,都在竭尽全力地从事着这项伟大的事业,也正是有这些努力,海南的抗战才有后来的迅猛势头。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海南文化界在抗战中的热情、勇气与牺牲,依旧为抗战前辈们的艰苦斗争而感动。
 
    海南文化界积极出版抗战宣传物
    自抗战爆发以来,海南也开始遭受到日军的轰炸,不断有伤亡的消息传来,因此岛内的有识之士对于全国抗战的形势,也开始有组织地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这一时期,为了宣传抗战,本土的文化界开始有计划地出版抗战的宣传物,从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到日军侵入海南之前,岛内的媒体开始积极地配合国内的抗战活动,兴办了一些以宣传抗战为主要宗旨的报刊。1937年海口就有林光灏等人创办的《国光日报》,林任社长,主要介绍国内外的新闻与抗战的情况,此报还同时出版了名为《前线》的副刊。在文昌还有《前哨》、《琼崖呼声》等刊物,也是以宣传抗战为主要任务的刊物。中共领导的各级组织也积极投身于抗战的宣传之中。七七事变之后,中共琼崖特委出版了《救亡呼声》(后改名《新琼崖》),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琼崖特委还在海口市创办“大众书店”,马白山等人在昌江县新街创立了“时代书店”,销售抗日救亡的书籍,此外,在党组织下成立了各类抗日救亡团体,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范围。
    在当时的海南各大书店,随着抗战宣传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对于抗战书籍的需求也不断扩大,成为当时是很普遍的民众读物,据《海南岛记》的记载,在海南最大的书店----海南书局里有以下的抗日读物出售:《东洋鬼子怀鬼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日本在中国的赌博》、《血战卢沟桥》、《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日十杯茶》、《抗日歌谣》、《飞将军空中大战》、《郝梦麟抗敌殉国》、《抗战时期民众训练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中国抗战地理》、《战时读本》、《战时的妇女工作》、《怎样组织义勇队》、《前哨》、《抗战大学》、《战地半月》、《抗战文艺》、《解放》、《全民抗战》、《绘本台儿庄》、《抗日漫画集》等。
    从上面的书目看,其中就有海南本地编辑出版的抗战书籍《抗战时期民众训练与组织》。此外,当时大陆出版的其他书籍以及刊物,如《少年画报》、《东方画刊》、《良友》等摄影画报、新闻杂志等都被引入海南,其中都有抗日的专页。海南浓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为后来海南持久的抗战活动,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海南岛各县纷纷创立自己的油印报刊
    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之后,海南地方政府以及军事机构、文化组织被迫撤退到了海南中部的山区,从事抗日活动。据《海南抗战纪要》的记载:此时期,《琼崖民国日报》作为主要的媒体还在继续。日军入侵海口时,报社仓皇撤退,机器设备不及撤走,当时的社长朱世尊(乐会人,1939年2月出任社长,1942年春病逝)在内地山区复刊。复刊之初,开始是油印,之后是石印,四开一张的版面。以此报的资料为来源,海南岛内有抗日部队活动的各县纷纷创立自己的油印报刊,如《琼山周报》、《文昌旬报》、《澄迈半月刊》、《临高半月报》、《感恩月报》、《琼东旬刊》、《万宁通讯》、《陵水新闻》、《崖县半月报》等。不过在1940年冬,《琼崖民国日报》因发表了《试论金融》一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被勒令停刊一周,此后因战时物资、资料缺乏,最终停刊,接替它的是琼崖守备司令部第四科主办的《政训周刊》,此刊一直维持到了抗战的胜利。后者主要是以军政的消息与宣传为主,所以其社会性的报道与宣传能力则远远不及前者。
    抗战中,共产党所创办的报纸最知名的是《抗日新闻》,中共琼崖特委于l939年3月在特委驻地琼山县树德乡创办《抗日新闻》。三至五天出版一期,每期三版至四版不等,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内外以及本岛的新闻,也转载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也对抗战的形势发表社论和论文。最初出版数量为三四百份,1940年已经发行到了2000余份。这些报纸主要配送给中共琼崖党政军机构、民众团体,同时在各市镇人口集中的地方还集中张贴,扩大宣传。1945年10月,《抗日新闻》奉命改名为《新民主报》。此外,琼崖独立队还有《每日要电》、《战斗生活》等报纸出版,下发到各机关团体。这些报刊应当是油印的,而不是铅印。
 
    琼崖华侨服务团是海南文化抗战的特色
    在抗战的对敌斗争中,海南文化抗战中,琼崖华侨服务团是一个特色。1939年,南洋各界的海南华侨团体在香港成立了海南华侨的统一组织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简称琼侨总会),总会总部设在香港。在此前后,在琼侨总会的支持下,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导下,南洋华侨中的进步青年开始组建各种抗日组织,最后形成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其团员此后分批潜渡回海南岛,直接参加海南的抗战活动。1940年6月,琼侨回乡服务总团在琼山县的树德乡成立,总团长符克,副总团长陈琴、梁文墀,特支书记符思之。总团组建了三四十人的歌剧队,并以10人、8人编组成若干个医疗队与工作队,分散到海南各地。据符思之的回忆:服务团的直接工作包括文艺宣传(如话剧、琼剧、歌唱等)、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最大量的宣传工作是口头宣传。口头宣传主要的又是街头演讲、个别谈话和小型座谈会等。为了搞好口头宣传,大家还认真学习群众语言。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字宣传主要是出墙报、写标语、散传单、油印(团刊)和小册子。后来的研究者总结服务团的四大任务:一是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二是组织群众,宣传抗战;三是开展战地救护,救济难民;四是参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其中,文化宣传,是其最大二项任务之一。在宣传中,服务团主要演土剧,话剧为主,其土剧的剧本,都是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创作的,深受民众的欢迎;同时,服务团员利用自己的美术知识,创作了大量的漫画,用以揭露日军的残暴与野蛮,激起了民族的情绪与抗战热情。
正如《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团歌》的歌词“我们是保乡的战士,我们是卫国的先锋!琼崖已到危险关头,快起来为家乡奋斗!我们要回乡服务,唤醒同胞,更要深入农村,推动人民参加抗日斗争!”如同号角,激励着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团员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贡献到海南抗战的文化事业中,同时,也激励着海南的抗战军民与侵略者做殊死的斗争。
    在整个抗战时期,海南难民大量涌入广州湾(湛江),为在这些难民中宣传抗战,也针对南洋的海南华侨,1939年秋,琼崖特委与独立总队合办了一份刊物,原定名为《琼声》,后改名为《南路堡垒》,交由广州湾办事处在广州湾出版发行。每期出版两千份,一部分在广州湾和广东南路发行,大部分向南洋发行,主要销往海外各地,主要的任务是针对海外华侨进行的抗战宣传。其内容是介绍海南地方的写实文章为主,兼有社会评论。抗战中,一些客居外地的海南人士心系故乡的抗战,他们也组织起来,在凝聚乡情的旗帜下,自发地组织抗日的宣传。流亡中的中山大学的海南学生组织起来,组成中山大学琼崖同学会,1941年创办了《海南岛》杂志,介绍海南抗战的情况。其创刊号发表了王先柏所编辑的《年来琼崖抗战的动态》,以及署名“柏”(也应该是王先柏)的《勇气、悲伤、无耻》等文章。前者介绍了海南抗战的情况,后者在颂扬海南抗战将士的勇气,以及对海南乡亲艰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于投敌汉奸的极度蔑视。
    除了有组织的活动之外,日军在海南岛的种种暴行,也激起了海南广大民众的抗战情绪。此时期,海南各地都出现了与抗战相关的民谣、民歌,在城市、乡村传唱,一方面控诉日军的罪行,同时,也激励着抗战的将士们为守卫家园而英勇地与敌人斗争。如流传在今天保亭县三道一带的民歌:“嗬(吔),女啊,女啦女,三鸟叫几日头红,来啦吔嗬,日本鬼,贼温病,打死爹娘屋烧光,丢我孤寒无兄姐,嗬啊嗬(依),恨只恨,我无枪,捕个日本鬼割头颅,嗬啊嗬(依)。”流传在今天乐东县的民歌:“瓦们住在啰,深山里吔,深山里吔。深山里也站不稳吔,恨死日本鬼子来捣山啰”。等等。
 
 
抗战期间流亡岛外的海南人
 
原载:2015-09-07《海南日报》副刊“海南周刊”
作者:张兴吉
 
    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并逐渐地占据了海南岛沿海的地区,这些地区就是抗战中所说的沦陷地区。在这些地区,日军在政治上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在经济上是垄断的掠夺政策,在文化上是殖民下的奴化教育。因此不堪奴役的人们,被迫开始流亡的生涯。
在当时,逃离沦陷区的逃亡去向,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向海南岛内的山区逃亡,也是当时抗日军民的撤退方向;其二是流亡到岛外,是为了有可能维系原有的生活。我们主要谈岛外的避难或逃亡的情况。
 
    日军登陆:海口市民向乡下逃难
    当时海南岛的政府、军队的军政人员都是向海南岛腹地的山区撤退,这一时期,各地的学校,主要是中学,也随着政府撤退。但与政府关联不大的社会人员,在日军登陆之时,处境是很艰难的。其中一些人,都参加过抗日的活动,他们为防止日军的报复,选择逃亡,例如海南书局经理的唐品三。此外,最感困惑的是商业人士,也包括农业资本家,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财产与企业的安危。
日军登陆之初,就开始强行征用了民间的设施,海口的五层楼、侨安旅店、大同旅社,海口博爱路的海南书局旧有的房屋及设备等都被日军强征为军事机构;日军进入海口,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市民们最初的反应是无所适从,因担心日军的轰炸以及入城后的劫掠,最初的选择是外出避难,先到附近的乡村逃难。
   《海南岛记》中说:日军进城时,“虽然还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小店铺在营业,但大街上的大部分商店都已经关了门,并放下了铁闸门,门上都挂着巨大的锁头。”“市内的商人听说日本军队要来,从昨天凌晨五点就开始逃难了,中国军队从八点开始撤退”。
在海南书局,随日军入城的记者火野苇平询问了店员,店员说:“昨天七、八点左右,听说海口湾来了日本军舰,于是街道上的店铺都关了门,大家开始向乡下逃难。不过,后来又听说日本军队虽然进入了海口,但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飞机也没有丢炸弹,于是大家又开始返回。我们也一度逃出去了,之后又回来躲在家里。当听到外面有人要打开锁头,门板也要被打坏的时候,惊慌地从后门逃走了。主人因病卧床,比我们逃得早,也不知道他现在哪里。”
 
    日军进驻、强占企业、商人纷纷外逃
    如果说日军进城,使海口市民有所恐慌,这种恐惧还只是暂时的,而令当时的海口商家、市民恐惧的是,他们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
    日本人海南岛“开发”计划的实施中,对海南更多的企业构成了威胁,首先是海南岛的对外贸易,在最初阶段虽然还没有被管制,但是进出口的口岸以及海关是日本人控制的,就现实说,海南岛的贸易也是在管制下的,有资料记载:海口的物资只能从日本企业购入,再进行销售,因而海口等城市的商业,迅速凋敝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在此后,海南向岛外的逃难人数开始逐渐增加。
其次,日本商业企业随日军的进驻海南,并借助军方的力量开始吞并海南的企业。上面说过,海口知名的建筑物(商铺)为日军强占,作为军事机构,如大亚酒店,被日军征用,改名为海南岛酒店,作为日本官方的接待酒店。也有日本企业强迫转让原有的建筑。
    再次,农业企业方面,日本的开发企业与日本军方联合,占有海南的农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军侵入海南岛后不久,海南的商人开始了逃亡的过程。
    随侵琼日军一起来到海南的日本农业会社,急于获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农业会社在各地农场的土地很多是暴力手段获得。如在海口的台湾拓殖第一苗圃,它坐落在海口港栈桥的近处,作为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海南岛开发试验场之一,在日军侵入海南岛不久,即1939年4月29日正式设立。该苗圃原属一南洋华侨所有,有5町步(约合75亩),日文资料称:“转让给”台湾拓殖,台湾拓殖又将之扩大到15町步(约合225亩)。又如大日本制糖在那大的橡胶园,原来的主人是当地的天任公司,日军侵占海南岛后,这个橡胶园即为大日本制糖进行“管理”。实际上,这些农场的所有者,在日军到来前,都已经逃难了,日军与日本公司,则趁机抢占。其实,即使这些所有者不离开农场,日本人也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抢占。
 
    流亡去向:上海租界、香港、南洋、广州湾
    在岛外逃亡的目的地上,大致有四个去向,第一是上海的租界;第二是香港;第三是南洋;第四是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其人数也是按上述的顺序。前往上海租界的人最少,因其路程遥远,生活成本过高,来此避难的,主要是原来就在上海有商业活动的人物,例如经营米谷的永生号老板陈礼运;其次是香港,因与海南相近,前往避难者较多;南洋是海南华侨的聚居地之一,但是日军控制了海南岛沿海后,前往南洋更加困难;避难者最多的是广州湾。
在日军侵占广州后,因广州湾当时是法国人的租借地,暂时不受日本人的侵扰,所以这里一时间聚集了来自于日军侵占地区的逃亡者,不仅是广东内部,还有来自于上海、浙江等地的商人。1939年后,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海南难民,当时总部在香港的琼崖华侨总会还派专门人员前往慰问,在那里设立了三个难民区,专门安置海南的难民。
    流亡的人们中,有不少是抗战爆发之初在海南抗日活动中比较活跃的人物。
    如海南书局经理唐品三。唐品三在1930年是海口市商会常务委员、1937年担任商会主席。据其子唐南椿先生回忆,唐品三是1939年2月10日当天早晨通过电话得知日军已经登陆海南岛的确切消息后,开始逃亡,先到下洋村的一座寺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便赶到海口东边的东营港,找朋友雇了小帆船逃往了广州湾。2月10日当天,唐品三的妻子带着几个孩子躲进了海口的法国教堂(大同路上,当时叫黑袍教路,今天的泰龙城是其旧址)。几天后的17日,唐品三的妻子和妻弟两个人来到书局,对已经强占海南书局(日军作为《海南迅报》的编辑部)的占领军提出带走一些家里的生活用品的要求。当时日本人很想通过他们找到唐品三。日军军官久门少佐和才田大尉通过胜间田义久(胜间田善作之子)久居海口的日本商人翻译,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对他们说:“海南书局的财产本可以作为敌产没收的,但是如果态度有所转变,书局也可以归还给你们,而且你们还可以成为已经发行的《海南迅报》的经营者,当老板”。力图引诱唐品三的家人说出唐品三的下落,并逼迫唐品三与日本人合作。殊不知,此时的唐品三,已经远在海北的广州湾。
    不堪受奴役的人们中,还有一些文化人和教育家。
    陈铭章,1901年生,笔名天尔、白苗(解放后用),日军侵入海南前,任《国光日报》编辑,日军侵入海口十余日后,逃到广州湾,又转赴香港,抗战胜利后回海口,在《世纪晚报》任知识副刊主编。解放后在《海南日报》工作。
    陈铭章在香港谋生,不忘沦陷的故乡,他自费出版了《琼崖散忆》、《琼崖歌谣》。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琼崖散忆》收录作者写于香港的十四篇文章,都是作者的忧思之作。其中有“故乡之恋”、“海口—我的家乡”、“我的藏书”、“海口古迹”、“一个成仁的友人”、“关于五指山的诗”、“漫话文昌”、“琼崖黎人的婚俗”、“苏东坡在儋耳”、“我与海国社”、“采歌回忆”、“琼崖的儿歌”、“三年了”等文章。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海南形势日益危急,琼海中学校长钟衍林赴港,将学校的重要图书、仪器迁到香港,创办琼海中学香港分校,附设小学,继续推行战时教育,灌输抗日的爱国思想。琼海中学香港分校最初在青山租借房屋授课,此后又迁到九龙新界元朗,后再迁到跑马地。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香港形势危急,港校收容海南籍流落香港的同乡,合计原有师生百余人。香港沦陷,分校停办,师生再次冒险回到内地,在韶关等处继续授课,此后,因形势恶劣,最后解体。
    海南最早的学校----琼崖师范学校(琼台书院)为躲战乱,在日军侵入海口、府城后,迁往琼山东山镇苍苑村等地办学,此后师生分头逃难,乘坐帆船、渔船前往广州湾。到达广州湾的海南教育界人士集会相议,以琼崖师范为主要力量,联合海南其他学校重组一所中学,称为“琼崖联合中学”。借用庙宇祠堂充当教室宿舍,因陋就简挂牌开学。聘请琼籍教师任教,招收海南籍子女就读。不久,还在当时广东省的临时省会----韶关设立粤北分校。韶关的环境条件,同样困难重重。1943年2月广州湾也被日本人占领,学校又迁到化县宝岢,此后韶关形势紧张,要紧急疏散,粤北分校也急忙迁往广东的信宜县城,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